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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赏析2

2017-07-13 09:59:43  来源:网络整理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赏析2孔子的周游用世,循礼卫道,是一种替天行道的社会责任感,是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人生追求,是从政的强烈自信,是道德勇气,是担当情怀,具有积极意义,成为后世许多知识分子的楷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即使生不逢时,也是可以努力有所作为的,不能只求明哲保身。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赏析2!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知识点大汇总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赏析2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赏析2

 

  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人格魅力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先进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在评价孔子问题上,我们也面临同样问题。
 
多少年来,对孔子的介绍和认识,基本都定位于孔子的成就和地位上——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无形之中,就在肯定孔子的价值的同时,把他神化、圣化了,使人觉得他高不可攀。而记载孔子历史的一些著作,如《左转》、《史记》、《孔子家语》又以其“高深”而为多数人所排斥,于是,不认识、不了解孔子,便使我们在崇尚孔子从而崇拜孔子的同时,更把他推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地位。
 
其实,从现有的记载特别是较为可信的《论语》来看,孔子并不是如此神乎其神,圣乎其圣,他也是一个平常人,尤其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也是一个失败者;孔子自然以其孩子、学说、学派影响后世,名扬中外,但这些都不是孔子真正伟大之处,孔子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为人处世的普通化和普遍化,而更能感召后人的,是他对责任的履行和对道义的践行。
 
这里不想对孔子作太多的溢美,不想作太多地发挥,只想实事求是的根据《论语》的内容对孔子作一介绍、作一梳理,以便于大家更好的认识孔子。
 
我们来到世上,就不得不面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无论它是美的,还是丑的;但我们每个人心中,又都有一个理想的社会或一种理想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现实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于是,乐观者歌颂自己的理想,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悲观者抱怨现实的不公,厌世、避世甚至弃世,如经常见诸报端的大学孩子自杀事件;比较清醒的则高举理想的旗帜,对丑恶、黑暗现象加以鞭挞,以期杜绝腐恶,迎来光明,这种人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国家的脊梁。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类型,比如随波逐流,为生存而生存,既谈不上什么对理想的追求,也谈不上什么对现实的不满,过一天算一天,麻木地活着……
 
孔子属于比较清醒的这一类人。
 
孔子理想的社会——“三代”
 
那么,孔子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呢?
 
说到这里,有一个插曲:我不知道《辞海》的较新版本是怎样介绍“儒”的,但在1977年版上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专为奴隶主贵族相礼的一些知识分子。孔丘开始也从事这类的职业,后来招收孩子讲学,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逐渐形成一个学派,是为儒家。”这里所说的“复古倒退”,可能正是根据孔子的这种社会理想而言的。
 
在孔子看来,“三代”是体现其政治理想的至高境界,“三代”以降,则道德沦丧,民无宁日。因此,在述及政治理想时,他总念念不忘。那么,“三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这点,在《论语》中多有表述: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篇第八》)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篇第八》)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篇第十五》)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篇第八》)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篇第三》)
 
…………
 
从孔子的讲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时代的特点:顺乎自然,效法自然;天下乃万民之天下,非一人之所有;物质生活贫困,但精神生活丰富——至少,有信仰、有寄托;统治者修己正身,选贤荐能,万民归心;有相当完备的规章制度……
 
那么,“三代”果真如此优秀无缺吗?
 
并非如此。至少,那些时代的暴君是我们都听说过的:
 
夏代后期,国力日趋衰弱,到夏桀时,已是危机四伏。但夏桀不思改革,骄奢淫逸,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竹书纪年》),夏代臣民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商纣王,是筷子的发明者,曾平定东夷,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长江、淮河流域,奠定中国统一的规模。应该说他是一位有成就的君王,但他拒谏饰非、耽于酒色、暴敛重刑,据《史记》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导致民怨四起。武王伐纣时士兵倒戈,纣王也自焚而死。
 
周幽王沉湎酒色,不理国事,以“烽火戏诸侯”来搏取褒姒一笑。幽王为了讨好褒姒,竟将原来的皇后申侯女及太子宜臼废了,以褒姒为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后申侯乃联合西北之犬戎及缯、吕等国,进兵镐京。幽王烽火征兵,兵莫至,镐京陷,犬戎兵杀幽王于骊山……
 
辩证的分析,“三代”也自有其缺点。只是在历史的沉淀特别是在人们传称过程中,对大是大非进行了“放大”:美的更见其美,丑的更见其丑。这样,人们在读史时,对美的事物就会因敬仰而发扬光大,对丑的事物就会引起注意并保持警戒。
 
可见,称颂“三代”,仅是孔子寄托自己理想的一种方式而已,他并不是真要退回到“三代”去,而是要借“三代”为社会风气的净化提供一个参照,从而对现实进行批判,进行改造,以避免各种腐恶现象再在社会上滋生,使生活回归到自然、平和、民主、幸福的理想状态去。透过他对“三代”的种种追述和缅怀,我们看到的是负有使命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愿望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开明知识分子在改变现实的艰难历程中自励自勉的一种寄托和安慰。那种所谓“复古倒退”的说法,仅仅是“欲加之罪”而进行的一种歪曲而已。
 
孔子理想的人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一生关注政治,一生在宣传布道,一生汲汲于做官。那么,孔子是否真的想从事政治?
 
从《论语》中,我们可找到孔子表述自己理想的内容: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篇第五》)
 
这一章,是孔子理想的具体化。“老者安之”就是使长者过上幸福的生活,再具体点,就是社会环境安定,家庭经济宽裕,子孙孝敬,事业有成,没有过多的忧心之事;“朋友信之”就是以自己的德行、学识、才干赢得朋友的信任,于事可商量,相处不设防;“少者怀之”就是心存慈爱而不失尊严,既是年轻人事业上的导师,又是生活中的朋友……
 
这,就是孔子的理想。可以看出,跟做官无关。
 
类似的记载还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先进篇第十一》)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义道德,儒家思想的精髓的积极用世。因此,作为一个儒学思想的奉行者,必然的具备了“修治齐平”的抱负——这个特点,无论从本章,还是从孔子和弟子的答问中都能看出。有意思的是,作为儒学的缔造者,孔子一生对做官情有独钟,他本应赞同前三个人的看法,至少,应对他认为合理的地方持肯定态度,但他较终赞同的却是曾皙的观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曾皙所描绘的生活情景:晚春时节,穿上新做好的春装,约上几个青年、儿童一起去沂水洗浴,然后在舞雩台上享受清风的吹拂,尽兴后唱着歌谣返回家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生活图景,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看不到法律、战争、犯罪、贫困、专制,人们自由、平等、幸福、无拘无束的生活着……这个理想社会不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的生活图景吗?不正是道德、正义、法律、政治这些上层建筑赖以运作的目标吗?这时,我们再回顾孔子一生的经历,就会发现,孔子的这一向往,正是促使他一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原动力,正是他在困顿挫折面前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柱……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篇第十四》)
 
这,就是孔子从事政治的直接动因。
 
由此,我们懂了:什么叫一个人的责任,为什么孔子被誉为“圣人”……
 
孔子面对的社会——“知德者鲜矣”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旧的传统、秩序已全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社会道德风尚出现少有的滑坡,尤其是统治者内部,权力争夺激烈,以下犯上、弑君篡位屡屡发生,致使战乱频仍,生灵涂炭。
 
比如这些记载: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第三》)
 
“佾”是古代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礼制: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季氏用八佾,是对天子礼的僭越。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篇第三》)
 
天子宗庙之祭,才歌《雍》来撤除祭品,三家这样做是对天子礼的僭越,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季氏篇第十六》)
 
——鲁国政权旁落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鲁国三家的子孙已经越来越衰微了——三家篡权越位现象严重,那么,就为以下犯上开了个好头,桓子终为家臣阳虎所执。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泰伯篇第八》)
 
这个结论,正是针对鲁国及其他诸侯国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僭越的现实而得出的,它客观的总结和预见了社会秩序对国家的重大作用。
 
社会秩序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问题,较直接的表现就是当政令畅通时,所有的团体和个人都对上级政策有一种少有的服从,都会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政令不畅时,各自为政,所有人和团体都会为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这,正是动乱的根源,正是社会秩序即将崩溃的前奏。因此,当齐景公问到治理国家的关键时,孔子就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把自己的职责尽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样,既便于各个环节的配合,也能使各自工作做得更好。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盖斯之谓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孔子慨叹: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篇第三》)
 
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不仅表现在内部管理的有序和正义,还表现在对外交往中对正义的维护,这正如一个正直的人,不独表现为他自己行为正直,还表现为对别人非正义行为的干预和对抗,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现在看看鲁国的情况: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篇第十四》)
 
据《左传》记载:“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对齐国出现的臣弑君这种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大逆不道的现象,国君不作任何表态——国家权力不为他所掌握,而他本身对此也是非不分;作为不应当成为决策者的决策者,“三子”或因自己也有类似嫌疑,觉得这种情况不宜出兵,或因自己本身就没有意识到与自己有什么联系而不想去管“闲事”……总之,拒绝了孔子的要求。自然,从本章内容看,孔子似乎也没对此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此时的孔子已经71岁了——仅仅是出于“尽责”而已,虽然,他为此事斋戒三日。但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道义在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而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已成为一种必然:既没有维护正义的勇气,那就意味着对非正义的纵容,那么,一切非分之举就都有合理化的可能了。
 
这是当时上层社会的混乱情况。我们再看一下老百姓的表现: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卫灵公篇篇第十五》)
 
有疑而空缺不书,不穿凿附会,自己不内行的事就交给内行人去做,不冒险行事,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也。然而时人则有无才而狂妄、爱逞能之弊。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第六》)29
 
不偏不倚,取中为用,不走极端,是为中庸,而时人则心浮气躁,激进冒险。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篇第十七》)
 
同样的缺点,表现则有天壤之别,古人纯朴、敦厚的风尚都为奸邪所取代,由此,导致社会风气腐恶: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卫灵公篇篇第十五》)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篇篇第十五》)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篇第五》)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雍也篇第六》)
 
当自省已不复存在,当美德、对美德的崇尚成为一种奢侈的时候,正是道德沦丧、社会崩溃的前奏……
 
孔子的种种梦想,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于是,他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担当起传承周道的使命,欲以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由此也可看出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背景和这条道路的艰难:他是在一切美的善的事物几乎遭到灭绝的情况下向整个腐恶社会宣战,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强大的势力甚至是一个个大权在握野心勃勃的国君,他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他的任务就是恢复和重建新的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的系统工程……可以想见,他的这一决定,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他的努力,又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而这力量悬殊的对比,也注定了孔子的悲剧命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孔子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也正是这个悲剧,才使孔子的努力得到历史的公认,才使孔子赢得了万代的敬仰,他也成为理所当然的“圣人”。——他的悲剧,本身就告诉后代子孙,人该为什么生存,人该怎样生存。
 
孔子处世的态度——积极用世
 
一般来说,个人的理想能和社会潮流同步,能和谐的融入其中时,这是一个人较幸福的事。但在很多时候,二者是不合拍的,这时,作为个人,就会陷入一种痛苦之中。而由此,也派生出个人与社会的种种不同关系,从而达到个人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从历史发展看,一般有以下几种:
 
其一、放弃理想,与世浮沉。这种人,在通过自身与社会的两种势力的分析后,认识到社会势力的强大和自身力量的弱小,于是以牺牲自己的个异为代价,融入到社会之中。这种人占社会上的大多数。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未之难矣!”(《宪问篇第十四》)
 
这个荷篑者,大致可归入“随波逐流”一类,可谓社会上的“智者”。其基本特点是随时事而确定自己行为,不固守自己的理想,不想对社会作适当的改变,以生存为其生命的较高目标:社会需要自己怎么干,自己就怎样干,不需要自己怎么干就不怎样干,看似游刃有余,实则捉襟见肘。自然,对这种人,我们也不能贬低或责备,毕竟,各人有各人的理想,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无论是谁,都不应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别人身上。何况,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它需要生存,需要发展,而其先决条件,便是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定位自己的目标,确立自己的活法。这种人,虽然挑不起重担,但安安稳稳,本本分分,也不失为社会稳定之中坚。但我们也不必抬高或赞美,凡事因循,患得患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如果他能对与自己生活方式、生存目标不同的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那就是较难能可贵的了。
 
其二、隐居避世,独善其身。面对强大的社会势力,自己的力量显得渺小微弱,抗争则于事无补甚至招来祸患,妥协则不会心甘情愿,于是选择避世以图个清静自在。但与此同时,自己的责任,也就逐步淡化甚至泯灭了。这种人以层次较高的人居多,如陶渊明式的隐居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们的这种行为往往受到世人的宽容甚至赞美,很有迷惑性。从当时的情况看,很多人都采取这种方式来求得自己心灵的宁静: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微子篇第十八》)
 
至于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论语》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微子篇第十八》)
 
这番表白就是较好的理由:害怕自己不同凡俗的行为给自己带来灾难。这类人如果走向极端便是与世决裂,以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向强大的社会势力发出强烈的也是极其微弱的抗争。屈原便是其代表。
 
其三、特立独行,积极用世。这是“不识时务”的一群人,明知自己的理想很难实现,但仍痴情不改,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一万份的努力——这种人,是社会上较孤独的一群,同志者较少,同情者不多,且往往受到社会的误解和排挤;但这种人往往也是较经得起历史长河洗刷和考验的。他们的生命不一定很长,他们的努力也不一定为当世后世所理解,但他们的精神会逐渐积淀为民族的灵魂,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出悠远的回响。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孔子: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宪问篇第十四》)
 
——“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孔子乃至这一类人的较好写照。
 
用世的原因——责任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孔子要去改变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呢?《论语》中同样记载了这类故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篇第十八》)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篇第十八》)
 
这,就是支持孔子积极用世的原因: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与鸟兽为伍,必须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除了与生俱来就担负的社会责任外,他的生存本来就是通过分工合作来实现的,诸如衣食住行等生活必备品的提供,是不可能仅凭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的。此外,他可以没有妻子,但总不能没有父母吧?他可以不臣服于国君,但总不能没有国家吧?他可以不承担对国家的责任义务,但总不能脱离脚下的这片土地吧?……因此,如果说你要推卸责任,那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想避世,那仅仅就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而已。
 
社会的改变自然艰难,但正因为艰难,才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对此责任,我们能遇难而退、置身事外、自卸使命吗?假如每个人都知难而退,那么,我们的社会还会发展吗?
 
天地生人,本来就是让你有所作为的,不然,仅仅是让我们消费一番,然后留下一推垃圾供后人凭吊吗?孔子之所以是孔子,就在于他把自己置身于社会的主人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不是社会的旁观者,而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对社会中的先进力量,他有义务去支持、扶持,对落后的事物,他有权利去干预、抵制、改造,因此,当有人对他的做法提出质疑时,他的回答是理直气壮的: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篇第十四》)
 
微生亩所说的“栖栖”,可谓对孔子颠簸一生的较好概括。终孔子一生,几乎都在理想与现实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挣扎着、奋斗着。他的政治理想的核心,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恢复到过去的以仁德治天下的理想社会中,希望统治者能停止征伐、正身爱民。而现实却正好与他的主张相反,为此,他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希望自己的主张有得以实施的机会。但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均不为统治者所采纳,自然也不为当时的百姓所理解,甚至连他的弟子们也怀有疑问。因此,面对微生亩的提问,孔子的回答是:我不敢到处卖弄口才,不过痛恨世俗的固陋罢了。
 
这里,我们无需探讨孔子的政治理想到底是什么,也不必研究孔子到底想建立一种怎样的社会秩序,仅他这种敢于担负济世惠民的责任,他这种为实现理想排除种种困难的决心,如能够使我们有所触动,能够使我们认识到孔子的精神,也就够了;如果它还能启发我们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人的价值,那么,孔子这一生的劳碌,也就算有个交待了。
 
用世的手段——做官
 
孔子正是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才这样义无反顾的一直走下去的。而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使命的捷径自然是做官。因此,做官就成了儒家提高自己、回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手段之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而他的弟子,也纷纷步入官场,可见,做官意识,是深入到儒家骨子里的一种东西,甚至像陶渊明这样的人,即使在退隐之后,仍不能忘情政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51岁时,孔子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应该说,夙愿得偿,他自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官位,可他只当了4年多官,便由于政见不合,离开鲁国,另谋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艰难历程……
 
等待明主发现,明主不来;被委以重任,终因政见不合而离开;主动出击,无功而返。于是,孔子萌生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的想法。或许,其中有避世的念头,但更多的,是要重新给自己找到一个机会。在诸多努力都失败的情况下,怀才不遇的孔子,只能适当的降低自己的标准,抓住任何可能施展抱负的机会,哪怕是自己认为的“恶势力”,也要尽力一搏了。
 
于是,当公山弗扰、佛肸向他发出邀请时,孔子几乎马上就答应了: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篇第十七》)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篇第十七》)07
 
在常人心中,对待恶势力、对待与恶势力的交往时,人们往往过分低估了自己正义的力量而又过分夸大了恶势力的力量,即觉得只能使自己接受恶势力的熏染而同流合污,而排除了自己有可能使恶势力向善转变的可能,因而排斥它、疏远它,拒绝与之合作,断绝了对恶势力进行有效改造的可能性,使恶继续蔓延而得不到制止,从而给别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这,正是对自己缺乏自信或对自己的能力尚存底虚的表现。其实,只要你有足够的底功,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改造恶势力、让恶势力向善发展,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么!要知道,只要是善,只要是正义,它就是对恶、对非正义在道义上的威压,在这种光明正大的威压面前,恶是不可能太嚣张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何况,在政治上,这种“恶”的表现就大打折扣了:只要对方不是荼毒生灵的刽子手,那么,对之进行适当的改造,完全可以使它变成造福百姓的“善”的政府。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孔子作出了答复。
 
遗憾的是,这两股“恶势力”还没站稳脚跟,甚至还没有等到孔子的回应,就如过眼云烟一样消失了,为另一股恶势力所代替。留给孔子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和无尽的惆怅了……
 
孔子一生汲汲于做官,但又较不屑于做官。汲汲于做官,其目的是找到一条推行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通道,为此,他可谓百折不回,虽处处碰壁,但仍不灰心,仍在充满信心的去寻找自己希望。孔子又较不屑于做官。说实话,孔子并非不具备做一个高官的机会,并且这种机会可谓无处不在。但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就在于他考虑的不是官职的大小、俸禄的多少、地域的大小、当权者的背景,而以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否推行为标准。因为他知道,所谓国家,不过是一个容器而已,而器中之物,才是实质性的东西,才是真正要考虑的。在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否推行问题上,他是不会做出任何的退让和妥协的: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篇第十八》)
 
当时孔子位高权重,正处于事业的巅峰,而当权者却痴迷于声色,“道不同不相为谋”,故孔子随即离开,另谋出路——他不是不能做官,而是不愿做违心官。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篇第十五》)
 
 孔子到卫国,见灵公咨询的是军旅之事,说明他关心的是“霸道”而非“仁道”,不予解答,翌日便离开。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微子篇第十八》)
 
孔子到齐国,本抱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想法,想一展抱负,可齐景公较终还是没有委以重任,孔子便抛弃了即将得到的优厚待遇而去……在此过程中,孔子甚至应邀拜见了淫乱而又把持朝政的卫灵公夫人南子,也因此受到弟子们特别是子路的不满甚至抗议——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篇第六》)
 
——可弟子们哪懂得自己老师抱负无法施展的焦虑啊。
 
就这样,经过14年的周游列国、主动出击,孔子较终仍是怀才不遇,无功而返。而此时,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
 
他的痴情,他的抱负,他的艰难……都幻作一片迷人的云彩,飘向远方,而带给我们的,是失望?是愤懑?是喟叹?……
 
用世的动力——自信和信念
 
那么,是什么力量让孔子能如此坚定地走下去呢?
 
孔子跟弟子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篇第九》)
 
这,可认为是孔子前期从政观的体现。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孔子一生的梦想和不懈的追求。但如何做官,孔子采取的是一种保守而天真的姜子牙式的做法:待贾者,即把自己做官的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的慧眼识才上。孔子也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篇第十四》)、‘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篇第十五》)、‘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篇先进》)”。在孔子看来,在明主启用之前,自己的任务就是通过努力来修养自身、增长才干。
 
在此,我们之所以说孔子天真,就是因为孔子对“明主”的估计太简单化了,好像明主每天的任务就是发现人才一样,这,或许是书生意气在起作用。因为他从历史记载中看到的贤臣,可能绝大多数甚至全部是被圣主发现而启用的例子,因而就片面地认为所有的贤臣都会被明主发现。事实上,历史记载了的仅仅是“被发现”的例子,那么,没被发现而埋没的又有多少呢?到后期,孔子就不再这样被动观望,而去主动出击了,而他对从政观的表述也进了一步:“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篇第四》)于是,孔子带领他的弟子开始了周游列国之行……
 
自然,这一转变,或许源于别人对他的劝说: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篇第十七》)
 
或许源于他那种对自己实力的自信,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篇第十三》)
 
但更重要的,是那份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还有那种对自己理想的坚定信念: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第九》)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第九》)
 
所谓“信念”,就是蕴藏在心中的支撑起一个人全部事业、生命的核心。我们通常所说的“心劲”,指的就是这种神秘的力量。
 
在人类发展史上,有许多奇迹:一些成就大业者,本已不具备成就大业所需的各种外部条件了,诸如生理出现严重缺陷(如贝多芬的耳聋)、命运出现危机(司马迁的腐刑)、生命将走向尽头……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以自己的壮举爆发出生命的辉煌,让人称羡不已。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走向成功?是命中注定的吗?不是。支撑他们走向成功的因素,就是他们的“信念”!
 
这种“信念”,来自一种深沉而坚定的信仰。在拥有这种“信念”的人心中,自己的目标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天,它是神,而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注定”会受到它的眷顾和垂怜,因而自己也就会在它的庇护下无往而不胜,较终走向心中的圣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信念,其实就是对自己使命的一种确认和确信,它是筑起一个人牢固精神防线的强大保障。因而,具有这种信念的人,是磐石,坚定不移;是金刚,无坚不摧;是白玷,一尘不染……也正因此,他才经得起种种磨难和诱惑的考验,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生命才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信念是一种力,一种不为外力所左右的心力,有它存在,你就可以演绎出生命的绝唱!
 
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孔子都能泰然应对: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第九》)
 
史载:匡人曾遭到阳货的虐待,孔子过匡,匡人见孔子貌似阳货,便误把他拘禁起来,“拘焉五日”。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第七》)22
 
据《史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在孔子看来,自己推行的政治理想,是继往圣、开来世的真理,是人类共有的千古理想,是上天赋予自己的神圣的使命,或者说,这就是上天注定的要他去履行的职责,是任何力量都不可以改变的。因而,虽屡遭挫折,但他仍始终如一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推行。
 
有意思的是,在推行自己政治理想的过程中,每当遇到重大的挫折,孔子都会提到“命”。这里的“命”,指的是“天命”,即上天赋予人的使命,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迷信的“天命观”,而是一个有志者对自己的使命,对人间道义、真理的理所当然的担承。因而,肩负这项使命的人也自然而然地受到天意的垂青。换言之,自己这样做,本身就是上天的旨意,就是“替天行道”——上天既然让我这样做,那么,就注定我的事业会成功,任何力量都不可能使它搁浅;上天如果不让它成功,那也是上天的旨意,跟外来的压力、磨难没有任何关系;况且,上天如果不让它成功,他怎么会把这样的任务降在我身上而让我做无效劳动呢?
 
因此,在重大打击面前,孔子就凭着这对“命”的确信,凭着“上天”的护佑,克服了重重危机和可能的怯懦、退缩。虽然说,他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没有被当政者采纳,在后世也没有任何统治者真正推行,但在舆论上,在人们的理想中,它成了人们的神往和目标,成了有识之士的追求和努力;而他这种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勇气,也为后世做出了典范,堪称万世师表。因此,孔子也就成了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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